憶慶萱二三事──回首往事已成煙 寥記鴻泥昔日緣
文／柴松林
謹以心中呈現的一幅巨像來為慶萱總結──「既專既精自古大儒難如是，憂學憂世當今國士已無雙。」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東師範就讀一年級。一日，二年級同學告訴我，他們班由北師轉來一位同學，名叫黃慶萱，瘦瘦高高的，沉默寡言不愛與人接觸，即使下課也很少離座，總是低頭看書。
由於東師那時學生人數很少又都住校，高低年級很容易就混熟了。不久，我就在偶然的相遇下，和他有了交談，更進而成為好友，當時我好像是他唯一的朋友。因為常跟我一起，慢慢也隨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同學來往，擴大了交往圈與活動範圍。
二年級有門教育心理學課，慶萱深有興趣，我陪他到省立台東圖書館，拜訪我先已熟識的周姓管理員，將館藏僅有的幾本心理學書都借了出來。他並將僅有的錢拿出來，到文具店買了兩本模造紙製作的大型筆記本，大約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將閱讀心得以工整小楷寫成一套綜合筆記。大功告成後叫我看，我那時也看過一些翻譯的心理學書，都沒他致力的如此深。我認為他的兩本筆記本，比老師用的教科書更通暢明白，更為實用。
慶萱非但開始讀書時如此下功夫，其後每至其住處、書房、研究室，見其讀書筆記、書札、研究計畫，莫不以工整文字綱舉目張，有時並繪製圖表輔助之，讓人一目了然。單從這一點，即可明白其終成一大家之必然。
一九八○年代，政治氛圍死寂，社會沉悶，知識分子歎報國無門，少數人從事黨外活動，民進黨尚未成形。我起初研究台灣人口問題，與人口界的朋友，促成「台灣省人口中心」設立，稍後並創辦「人口學會」。後來推動環保、人權、消費者、原住民、新住民等各種社會運動，慶萱是少數任教大學署文支持的學者，一再顯示對友人的信任、支持與肯定，兼而透露其對社會改革的渴望。
內人慶容也在社會改革的浪潮中投身婦女運動，其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第二屆董事長時曾舉辦募款餐會，邀請親朋好友參加，慶萱自在受邀之列。餐會中進行拍賣時，有一件楊惠姍捐出的紫水晶大型作品，主持人看中了坐在前座貴賓席的慶萱，使出渾身解數，威脅戲謔，不成功不罷休，迫使慶萱不得不買下來。此事令慶萱十分不悅，也連帶的殃及了他對婦女運動的支持，事後明白的告訴我們，以後這類的活動不要再找他。
由這件事我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凡事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來看他人、來要求他人，即使是你以為高尚的社會運動，也要給人迴旋思考的空間。慶萱能夠在好友面前，就事論事闡明原則，而又不波及其餘損害到我們的友誼，還真值得尊敬呢。
慶萱不但在待人處世上如此個性堅持，做學問亦是如此，認定一個方向後，就從一而終，自年輕鍾情於中國最早也是最難解的《易經》開始，花了幾乎半生的心力，到八十幾高齡時還念茲在茲，不顧病體持續伏案鑽研，終於九十耆壽前完成《新譯周易六十四卦經傳通釋》上中下三巨冊，以幾千年未得見之完整體系將《周易》新解呈現在世人面前。
慶萱對子女的教育和心態，也值得為人父母的家長參考：接受孩子普通人的資質，不寄予過高期望讓孩子承受太大的壓力；支持和鼓勵孩子嘗試轉換學習方式和途徑的努力。其女紹音，國中畢業後先入五專電子工程科，後往南非學習英語，逾一年返台從事服務業。結婚生子後，為實現早年願望，再考入世新大學，從大學到完成碩士學位。
一路行來，只見慶萱默默的陪伴和付出，終至培養出一位機敏勤奮刻苦熱情的好青年。女兒對慶萱極為體貼孝順，對慶萱好友的我們，也不忘執長輩之禮，殷勤問候。
慶萱較我先兩年大學畢業，畢業後分發至台北縣木柵鄉台師大木柵實踐分校（現已改稱台北市實踐中學），與同事共住一間教室改用的宿舍，有一床、一學生桌、一椅。我在周末去看望慶萱，他倒水給我喝時，我一口喝乾並隨口告以我唯一的杯子打破了；不意慶萱在我離開時，將我剛用的杯子送給我，表示自己的書桌太小，正愁多一個杯子無處放，說我拿去是幫他的忙。
這件事我在一甲子的時間裡，常常想起。慶萱是多麼善體人意，他幫助人反讓人覺得是反向在幫助他；這件事影響我至深，遇到類似的情況，總不忘他的示範行為。
一次，我去台南藝術大學演講，主持人黃碧端校長介紹時，談到人對自然環境的態度，借用了牛希濟〈生查子〉： 「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回來後我一直想不起是誰的詩句，請問慶萱，那時沒有谷哥等搜尋工具，慶萱花了好一些心力，找了出處給我，可見其為學為朋友的認真態度。
在慶萱將由東師畢業時，某夜我倆在台東農業改良場田埂散步，他似有意地說出一段往事，讓我驚駭不已，終生難忘。
慶萱十五歲初中畢業，由溫州獨自來台，依靠其先已在台的兄長黃貴放教授；並考入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即現在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讀普師科一年級。
當時的北師從大陸來的學者可謂群賢畢集，不遜當時的大學。慶萱參加一個在今天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讀書會，但因正值二二八事變發生，遭警總逮捕，以參加匪組織名義，判刑二年。他描述在監獄的日子：每日除兩小時放風外，都屈膝躺在雙人床的下鋪，因為床只有一公尺半長。而時不時就有擴音器傳來呼叫某人姓名，這人通常就由而消失了。
慶萱因有如此遭遇，得到教訓，少與人交談，言語謹慎。他也常警告我要小心，免遭是非。至半世紀過去，二二八事件處理組織成立，才還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清白，冤獄判決的諸多案子稍獲補償。但對受害者終生的陰影，是永遠揮之不去了。
令我欣慰讚歎的是，後來的慶萱並沒一味的偏激咒罵當時以及連續多年的執政黨，而能公平理性的評論時事，並結論出，歷史事件應以當時的客觀情況而非現在的主觀理解和意識形態來論斷，個人固可能成為受害者，但大局會因而維持穩定。
這樣的胸懷，不是最值得今日諸多當權者的深思嗎？
慶萱的專業《易》學，已形成一個獨立的黃門學派，一眾傳人各有宏文巨著。慶萱在學術上另一耀眼的成就，就是他在修辭學上承先啟後的大作《修辭學》。沈謙教授認為他的貢獻有三：一是建立中國修辭學的理論基礎；二是肯定新文學的修辭效果；三是提供文學創作與欣賞的南針。慶萱的著作雖稱古典但卻極富當代意識，且具恢宏、精審、理想的目標，正如顧炎武在《日知錄》所言：「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人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 。」
與慶萱長久的友誼，頻密的交往，從無爭執、隱瞞、欺騙之情發生。慶萱健康良好時，我們話老是講不完，也常結伴同遊；即使後來需要坐輪椅，還總計畫一起出國旅遊。他對我的兩個孩子也愛護、鼓勵有加，他們出國留學、結婚的人生大事上，都餽贈厚禮，以示欣喜與贊助。內子慶容總好奇這樣兩個專長、行事相差如此懸殊的人，怎麼能發展出這麼深刻美好的關係。
慶萱前後的兩位夫人許家鸞女士和謝德瑩教授，都與他同行，學養豐富、溫柔敦厚，與慶萱間互相切磋增益良多。家鸞因病早逝，數年後，慶萱經友人介紹，結識任教北師專的德瑩教授，德瑩能詩擅寫又通繪事，堅毅有耐心，駕車載慶萱國內遊，細密規畫並相伴國外遊，為慶萱謄寫校對整理《易經》釋譯文稿，兩人共度了悠長的美好時光。
回憶與慶萱一生的過往點滴，懷念哀傷難抑。謹以心中呈現的一幅巨像來為他總結──「既專既精自古大儒難如是，憂學憂世當今國士已無雙。」